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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四秩芳华 百年新篇】
我与厦大经济学科（十七）
厦大经济学科新百年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成立40周年专栏【四秩芳华 百年新篇】今日推出 第十七篇——杨志勇：厦大经院——教材讲义的记忆
厦大经院——教材讲义的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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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志勇，男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原财政金融系1993级硕士研究生，原财政金融系1996级博士研究生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。1999-2005年曾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任教。
2022年是厦大经济学院成立40周年。近20年来，厦大经济学科的现代化步伐在加快，这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（WISE）的支撑作用不无关系。经院与WISE的深度融合，再加上邹至庄经济研究院的建立，厦大经济学科已经进入腾飞的新时期。
1993年-2005年，我在厦大经济学院读了六年书，教了六年书。这12年，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之后的初始阶段，也是厦大经济学教育发生重要转变的开始阶段。这12年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分为两个不同阶段，先是学习，后是教学，个人角色的转变，让我在经济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并进的浪潮中，感受到经济学教育的一些变化。个人视角的记录，或许可以为未来提供一点小小的见证。在大学史的研究中，我注意到教学细节，散落在各处，是最难系统记录下来的。我就凭借记忆，记录这12年中与个人相关的一些教学材料（教材、讲义和授课内容等）。
学习记忆
我在厦大的时间，各种活动主要是学系为主体。我的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是在财政金融系（财金系）完成的。在硕士阶段，当时的财政学、货币银行学（当时的专业名称，后来演变为“金融学”）的教科类研究生数量极少，统招名额各4个，后来有所扩招，但也有推免后未入学的，总共也就10个人，各种活动基本上都在一起。经济学院的一些共同课是通开的，和财金系一起上课的主要是会计系、计统系的同学。研一的《资本论》（第一卷）课程是经济系陈谋箴老师授课，教材就是《资本论》，经典讲解是这门课的特色，当时陈老师推荐的参考书是陈征的《<资本论>解说》。一开始，我们都觉得纳闷，王亚南先生是《资本论》研究的大家，怎么参考书用的是师大的呢？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《<资本论>解说》确实写得好，师大和厦大之间的联系也很多，成为参考书纯靠书的品质。这是一门大课，教室在D110。
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，师生可以接触到的外界知识是有限的。不少教师出国访学，重要任务是搜罗学术资料。对于研究生教育，个人曾经充满憧憬，以为会有很大的不同，曾经想象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教材主要是英文原版教材，最后所接触到的与想象的有差距。《财政理论研究》的授课老师是财金系主任邱华炳教授。邱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听懂他的晋江口音，尽可能放慢语速，逐字清晰吐出，印象极为深刻。关于邱老师的口音，还有一句自嘲式的名言，和本文主题无关，就当着传说流传去吧。上邱老师的课，主要是记笔记，并有问题留着课后去研究。邱老师主编的《现代财政学》（后来改为《财政学教程》）被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教材出版，列入“南强丛书”，反映了当时授课的内容。财金系财政学课程用邓子基老师的《财政学原理》，其他系就用邱老师主编的这本教材，我给经济系、计划统计系上《财政学》课时用的就是这本教材。
硕士阶段的《西方财政理论研究》和《比较财政研究》都是张馨老师授课，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教材。参考书包括布朗和杰克逊的《公共部门经济学》，这本在英国具有代表性的财政学教科书，对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（有的中文教科书直接沿袭该书主体框架），后来张老师带领我们翻译这本书，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读到。张馨老师的《财政·计划·市场——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》是《比较财政研究》课程的重要参考书，该书后来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。这是含金量极高的奖，“首届”一等奖获得者中有许多是学术界有长期学术积累的老前辈。教学重在启发，教学中提到的不少问题，都是张馨老师自己当时在研究的。税收类课程主要有两门，即《比较税收制度》和《国际税收研究》，一直是杨斌教授授课。可是我们那一届和前后各届都不一样，杨斌老师去英国访学，改由雷根强老师和纪益成老师授课。杨斌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这一届上课，但是他的专著《比较税收制度——兼论我国现行税制的完善》是课程的重要参考书，我们都从中受益。
专业课《财政管理研究》是邱震源教授授课。他早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，所著的教材《财政管理概论》是我们的重要课程材料。在课堂上，他还给我们讲他承担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课题研究课题。这个主题，就是在今天，都是很前沿的。上课时，恰逢国地税分设，当时有在职的同学问，应该选择国税还是地税。他的回答是：如果多数人选择国税，那么你就去地税；如果多数人选择地税，那么你就去国税。对于厦门的同学来说，听老师的话，肯定不吃亏。
我的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企业财务管理，这是财政学专业有时代印记的一个研究方向。我的硕士生导师庄志加教授开设《资产评估研究》课程，主要是根据讲义授课，我也有幸参加厦大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实习,较长时间参与漳州制药厂的评估，因此对片仔癀公司有了较多的了解，此外，还远赴秦皇岛，参加一家大公司的评估工作，真正体会到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。庄老师是厦大财会62级本科的毕业生，长期在“三线”企业工作，改革开放后回到厦大，是第一批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。后来他将主要精力转回学术，1995年他评上教授，可惜天不假年，积劳成疾，本想大修一场就可以继续学术事业，但还是在1996年初就驾鹤西归。后来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就变更为财务会计教研室的陈荣奎老师。
硕士阶段有一门“神奇”的课程《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》，说它神奇，是因为授课方式太特别，这门课有一本重要的同名参考书，授课者是作者之一的杨炳昆教授。传说杨老师是王亚南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，对他的记忆力我们极为钦佩。每次上课都在厦大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，杨老师携一手提包进门，包放桌上，从不打开，坐下就讲，我们只负责记笔记。同学们记得“死去活来”，笔记俨然是一本书，这是在体验“神奇”。如今想来，这么好的记忆力，真是“神奇”。
研三时我还修了江曙霞教授的研究生课程《银行监管研究》，该课程的重点之一是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制。江老师当时刚出版的《银行监督管理与资本充足性管制》，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巴塞尔协议的著作，自然成为课程的重要参考书。1993年底，江老师博士论文答辩，我有幸旁听，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。我的关于外资银行监管的课程作业后来在江老师推荐下发表。记得当年还是手写稿，江老师甚至帮我改了一个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错别字。
在硕士研究生阶段，我对职业生涯并没有太合适的定位。虽是教科类研究生，或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，同学中多数人还是害怕去当教师。研二时，邱华炳老师有意让我当科研助手，我甚至有点担心因此而被留校。厦大图书馆文科图书丰富，特别是世界银行的教师研究生文科贷款图书，对于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。但就是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也没能充分利用。
进入博士阶段学习，当时多数人的职业生涯定位仍是业界，我只是等到博士最后一年才确定留校。这个选择绝对不是随大流，当时系里教师中，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，再留校的，仅杨斌老师一人。
博士研究生阶段，邓子基教授给我们上《财政理论研究》，一起上课的仅三人，张利霞、潘贤掌和我，上课一直在敬贤九邓老师家中。邓老师是“国家分配论”的重要倡导者之一，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“国家分配论”，了解厦大的财政学及新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史。邓老师的文集《财政理论研究》上下册，以及《财政学原理》都是这门课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这门课的副产品是我们三人协助邓老师修订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《财政学原理》。1999年博士毕业留校后，我担任《财政学》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当时财金系里统一用这本书作为教材。该书写法较为抽象，对于本科生来说，理解起来并不容易。我尽可能结合现实，让听课同学可以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精髓。这门课教材虽全系统一，但考试由授课老师自行组织，自行命题。记得期末考试时，我找来大量阅读资料，让同学们结合财政学原理进行作答。
传统的教学方式，对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，对于教师引导的专门性，都有很高的要求。牛津式教学，甚至对生源都有严苛的要求，否则容易出现“方差”很大的毕业生。或许是当年学生人数较少，实质上还是“精英教育”，毕业生在各自岗位作出应有的贡献，成才率总体看来还是很高的。
教书记忆
在厦大，我教过很多班级，各类学生都有，本科生、研究生，本专业、其他专业，在职学生和全脱产学生，不一而足。一开始遇到的在职学生绝大多数都比我年纪大，有点不太适合，后来掌握规律，当然也闹出点小事件，最后对在职学生不敢说得心应手，但在教学上总体上比普通本科生更加适应。
自00级之后，我很少给本科生上《西方财政学》，倒是给成人学生上了几次相关课程。给全脱产的税务专升本上了两次《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》，这门课基本上等同于《西方财政学》。对于成人学生来说，第一次教学比较失败，第二次用哈维·罗森的《财政学》第四版的中译本，尽管中译本品质不够理想，但授课较为顺利，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财政理论与实践，还是让学生受益。记得给云南专升本班上《西方财政学》，有一段时间用的是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主编的《财政学》。
留校后，我也给研究生课程班上过多次《财政学》课程，课程班统考的提纲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的，依据是陈共教授主编的《财政学》，授课时就不得不以此教材为基础，但同时也增加了不少内容。那本《财政学》教材是本科生教材，自然不能照单全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对陈共教授多个版本的《财政学》较为熟悉。
我给00级财政本科班上《西方经济学》，倾向于原汁原味的经济学教材，没有选用当时流行的高鸿业的《西方经济学》，主要是因为高鸿业的教材较为抽象，不够有趣。微观经济学部分选用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的《微观经济学》，宏观经济学部分用曼昆的《宏观经济学》，都是中级经济学教材，都是中译本。后来，一方面，适应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要求，教材改用英文原版，另一方面，中译本存在的一些专业名词错误问题，总是令人难以忍受，如将“tax credit”（税收抵免）翻译为“税收信贷”等等，同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教材的可得性，最后几届《西方经济学》教材确定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的英文原版教材，《微观经济学》仍然用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的，《宏观经济学》用布兰查德的。布兰查德的教材面世不久，当时也不算太流行，但我觉得该教材的分析较有特色，就坚持使用下去。WISE入学宏观经济学考试最初的指定教材是布兰查德的这本，与这有密切关系。英文教材配有丰富的教学资源，使用较为方便，对教学极为有利。后来，经济学院统一加开《经济学原理》课程。我个人觉得厦大这样的学校，完全可以直接从中级开始，原理课程没有必要。起初，《经济学原理》可以灵活选教材，我选帕金的《经济学》。再后来，统一课程，加上统一教材，教材也全部变成中译本，我的教材选择的自主权丧失，那已经不是个人的教材记忆了。
2002年财政系金融系分设之后，我担任财政系副主任，不少新课“砸”在自己手中。这直接导致我给本科上过多门新课，包括《博弈论基础》《社会保障理论》《中国经济》《制度经济学》等等。新课中，我自认为，所讲授的《制度经济学》较有特色，也较受学生欢迎。这门课的基础是自己编写的讲义，授课中不时有发挥，一部分同学也作了较好的笔记，但遗憾的是，讲义一直未能成书。
漳州校区开办后，多数教师都有去那里上课的任务。在漳州校区上课，上班路线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，但耗时较多，如遇台风或其他恶劣天气，就更加麻烦，上课需要附加的时间太多了，我也去那里上过《经济学原理》，统一的课程，内容没有太特别之处，就不多说了。
教学成果很难评估，教学积累可以让讲义变成真正的教材。在张馨老师的支持下，我们一起编著的《公共经济学》，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迄今已有4版，还被列入“十一五”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。这本教材，本计划用于西方财政学教学，但其中有大量中国案例，且有了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体系探索，再称西方财政学已不太合适。这本教材，理工科院校和MPA学生使用较多，已发行10万册左右。这可以视为我在厦大教学生涯的一个印记。
我在厦大的阶段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在探索阶段，不少市场经济新知尚在引进的路上，这样，教材尚未定型，也让我有了选择教材的可能，有了直接用讲义直接讲授的可能。我不习惯固定用一本教材，只要发现有更好的教材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换掉。选择什么教材，对我来说，是怎么适合怎么用。
感谢老师、同事、同学、学生，让我有了这个视角的厦大经院回忆。
财政研究(财政研究是什么级别的期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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